疯狂的世界杯,疯狂的赌球******
当地时间11月28日,图为赛前一名巴西队球迷在球场外张开双臂。中新社记者 崔楠 摄
文/赵斌
卡塔尔世界杯进入激烈的八分之一决赛争夺,而疯狂的世界杯赌球生意更是愈演愈烈。
赌球如蚂蟥般叮咬在足球赛事的身上、从未松过口。历年世界杯,更是常被曝出被赌局幕后的庄家操控,变成一场场“杀猪盘”。
对于想要靠赌球博幸运的人来说,下注那一刻,已经输了。
一脚监狱、一脚地狱
深褐色光头上有几块浅色瘢痕,穿着轮胎底劳保鞋的脚一只窝在三轮车斗里,一只荡在外面,破旧的军大衣斜盖在身上,眯着眼睛蜷在送货用的三轮车里抽烟的男子叫老蒲(化名)。
“起来,把这几箱货给二叔送去。”老蒲依旧眯着眼,应声起身搬货,伴随着老蒲斜着肩、弓着身子一起一伏地蹬着三轮车走远。这家五金批发店老板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记者说:“别看他和五六十岁老头子一样,其实刚过四十,都是赌球闹得。”
老蒲20多岁从一所知名“211”大学毕业后就考上了市里的公务员,和电视台的主持人结婚后生了一个姑娘,工作不到三年就提了副科级。当时大家都知道他懂足球,跟着他买足球彩票赚多赔少,很出名。
可突然就出事了。没人能想到他还参与暗庄和网上境外赌球,小两口结婚时两家一块儿买的房子、女方陪嫁的车都卖了还远不够还赌债。
为赌球散尽家财、丢工作、入狱乃至家破人亡的赌徒不胜枚举。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折”在赌球上的不乏警察、“90后”干部等公职人员,“莫让赌球毁了年轻干部”已引起多方高度重视。
还有不少人,也栽在“赌”字上。河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甘荣坤长期沉迷赌博、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后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置;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原党组书记、厅长张胜震落马前曾多次到澳门赌博;贵州省原副省长蒲波在被双开前利用赌博敛取巨额钱财。
依法严打赌球,远离非法“赌链”
就在12月3日,沈阳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局联合大东分局公布了近日破获卡塔尔“世界杯”开赛以来全市首起赌球案件,6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获。
据该团伙主要成员高某交代,在世界杯开赛期间,他与薛某按事前约定联合坐庄,并雇佣李某为操盘手及运营人员,从王某处获取赌博网站的盘口信息在某社交平台上发布,利用下线崔某吸收赌民投注,累计获利10万余元。
媒体调查,本届世界杯期间,通过各种各样的“世界杯吧”““世界杯交流中心”“球迷群”,以及非法的博彩类网站,各种形式繁杂的赌球一直活跃。一些球迷在家人、朋友甚至陌生群友、球友的带动之下,把看球的热情也投入到疯狂的赌球中。
“每次输赢都不大,其实更像跟自己赌、和朋友间争口气,看看谁猜的比分更准!”这是一位网友谈起自己参与的动机。在他看来,这和赌博是两码事,“纯粹是想证明自己更懂球”。
“第一场比赛投了200,上一场我又投了1000,目前还没赢过,但说不定下一场就都赢回来了呢!我喜欢的球队没进世界杯,看谁都一样,就当是个‘添头’。”这是另一位网友的想法:给自己“无聊”的看球时光多点“刺激”。
但很多人,就是这样被一步步带入赌球的深渊,无法自拔。
下注那一刻,已经输了
历届世界杯,都是“赌徒的盛宴”。
2018年世界杯期间,公安部对外发布了这样一组数据:当届世界杯开赛以来,各地侦破赌球刑事案件300余起、打掉赌球团伙100多个,涉案金额逾10亿元。
中国法律在大陆范围内严禁赌博。但海外博彩公司、赌球网站觊觎中国巨大市场,每到世界杯这样的大赛,都会想尽办法通过各种非法渠道在中国招募代理商,让他们发展自己的赌链。代理商通过“返利”赚钱,更大的赢家则是这些海外博彩公司。
不管赛事输赢,赌球团伙是最大的“赢家”。赌球团伙盈利模式各有门道,主要有“杀成”“抽水”“反水”等,有的是平台及各级代理商按比例分配赌客所输的赌资,有的逐级抽取下线向上线交纳的赌资。但“羊毛出在羊身上”,只要有人参赌,团伙就有钱赚。
近几年随着微信群的流行,有不法分子模仿国家足球彩票的模式设置“黑庄”开设线上赌球平台,以高赔率吸引赌客。一旦有赌客大额押中赔率高的赌点,庄家无力承担则卷款“消失”。
有的庄家则是到球赛临近结束时突然消失、卷款走人,让押注者无论输赢都血本无归。很多境外的足球博彩网站,注入资金很顺利,一旦提现便各种理由推脱,直至失联。
被骗资金难以追回不说,资金一旦涉赌后再被骗,追回后也会因为是赌资而被罚没,并且还面临司法机关处罚的风险。即便是不直接参与赌球,转发赌球网站的链接都有可能受到刑事处罚。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张明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时表示,如果以营利为目的,通过网络邀请人员加入微信群或qq群等社交软件群的方式招揽赌客,根据球赛结果等方式设定赌博规则,利用社交社群等进行控制管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组织网络赌博活动,构成《刑法》303条第二款规定的开设赌场罪。该罪处罚较重,一般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如果组织中国公民参与国外赌球网站赌博,或者组织中国公民到境外赌博,则构成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该罪的处罚与开设赌场罪相同。
公安部于11月2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针对近日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期间赌球活动态势,公安机关及时提示广大球迷赌球危害,依法严厉打击赌球行为。
谁是赌球背后的最大“巨头”?
据相关资料显示,最有影响力的三个博彩巨头是:英国的威廉希尔(WilliamHill)和立博·希尔顿(Ladbrokes)、以及德国的SportWetten。他们也是欧洲各大足球俱乐部幕后最大的赞助商。
国际各大俱乐部虽然各种冠名赞助、球票、转播收入不菲,但与博彩公司的暴利比起来还是略显逊色。
国外媒体也多次曝光,各种踢假球的丑闻中,通过收买球员和贿赂教练、裁判等手段控制比赛,甚至对教练、裁判进行威逼胁迫,更有甚者还有涉及枪杀的案件。
虽然也有球队不配合博彩公司,但也难以避免遭到“被博彩”的厄运。
2006年,意大利足坛的“电话门”被称为世界足坛历史上最严重、规模最大的集体赌博案,包括AC米兰、佛罗伦萨等意大利足球俱乐部等多支豪门球队陷入丑闻,曾经被称为“小世界杯”的意甲之后辉煌不再。
赌球规则实际上只是看似有“规则”。庄家设置的每一个盘口,制定的每一个赔率,都建立在赌博集团超强的资讯能力、庞大的精算师和数学家团队的缜密分析之上,以确保庄家“稳赚不赔”。同时,庄家还会就一场比赛开出五花八门的投注项目以分散风险,除了通常的让球盘和大小球,还有角球数、黄牌数、单队进球数等各种赌法。
赌博网站就是利用人性的贪婪与赌徒玩心理战,一旦踏入赌局,就会陷入“赢了还想赢,输了想翻本”的死循环,而最后的赢家,只能是游戏制定者。
请远离赌球!
东西问丨郝亚明:为何西方种族主义等言行会妨碍全球抗疫?****** 中新社天津1月15日电 题:为何西方种族主义等言行会妨碍全球抗疫? ——专访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郝亚明 作者 张少宣 孙玲玲 全球抗击新冠疫情历经三年,站在现今人类生活逐渐步入正轨但全球疫情形势依然复杂的时间点上回望过去,在世界各国携手应对这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之时,西方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等言行仍不时出现。曾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现任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郝亚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必须高度警惕这些因素的深层负面影响。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针对新冠疫情,西方的一些种族主义言论和作为,对全球抗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郝亚明:首先,歪曲事实,不利于世界各国科学应对疫情。早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初,西方一些奇谈怪论就暴露其“种族优势论”的惯性思维——给病毒和疫情贴上种族标签,妄称为“黄种人的病”“新冠病毒只攻击亚裔免疫系统”。 有学者分析指出,西方一些国家疫情早期的不作为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例外论”的产物,这些种族主义论调既对科学界严肃认真地认识新冠病毒产生干扰,也导致不少国家未能科学及时防控新冠病毒。 其次,破坏互信,不利于世界各国团结应对疫情。有的西方国家出于国际竞争、国内政治等方面的需要,肆意将疫情源头、疫情应对、疫情责任政治化,极大破坏了全人类携手应对新冠病毒的国际氛围。 少数西方国家官员及媒体出于政治目的发表不当言论破坏全球合作,延缓了动员全球资源应对病毒的努力,最终使得世界各国付出惨重的健康和生命代价。 第三,以邻为壑,不利于世界各国携手应对疫情。疫情早期,西方国家间展开了激烈的抗疫物资争夺战,频繁引发外交事件。如瑞士的抗疫物资多次被邻国截取;德国、意大利、法国彼此间因截留过境医疗物资不断引发纠纷;美国在海外通过出高价或强行扣留的方式阻止供货商向已签署医疗用品购买协议的买家发货;欧美国家囤积大量疫苗以致过期,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度陷入疫苗严重短缺的境地。 当地时间2021年11月8日,旅客抵达美国加州旧金山国际机场的国际航班到达区域。中新社记者 刘关关 摄中新社记者:面对今后可能出现的公共卫生问题,该如何去认识和理解其中的民族主义现象? 郝亚明:民族主义表达的意涵大致有两个,一是赋予某一民族至高无上的地位,二是以增进民族利益为终极目标。需要说明的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概念中的“民族”对应的是英文“nation”,意指由全体国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行动单元是民族国家,而非中文中传统意义上作为文化群体的民族共同体。 从这个角度而言,民族主义实质是对本民族国家地位与利益进行关切的思想状况、理论学说和政治行动。与被贴上邪恶标签的种族主义不同,在民族主义性质判定上人们存在着一些争议。尽管从学界到大众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从负面去评价民族主义,但依然有不少学者坚持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中性概念。 广义而言,当今世界,民族国家是人们在面临各种危机时最为坚实的依靠,是一个民族最值得信赖的政治屋顶和生存空间。在新冠疫情这场全球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各民族国家基于保障本国公民生命健康为第一要务的原则,凝聚力量、汇集资源、鼓舞信心抗击病毒,一定意义上彰显了民族主义的正面意义。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17日,英国多佛港,往返于英法之间的车辆在入口处排队等候。中新社记者:面对新冠疫情,温和民族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的“度”应该如何把握其分寸? 郝亚明:要系统透视新冠疫情中温和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二元划分,在于国家处理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关系时“度”的把握。 可以将温和民族主义界定为“在维护本国利益优先的过程中并无主观恶意损害他国利益的行为”。在全球疫情暴发的特殊时期,这些将本国利益置于至高地位的政策的初衷更是自保,其目的在于通过民族国家内部的行政措施优先保护本国公民的生命健康。 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指的是在维护本国民众生命健康之时不惜损害其他国家公民对等权利的行为,或者说是不惜以牺牲其他国家民众的生命健康以优先维护本国民众生命健康的行为。 面对疫情,极端民族主义在两个方面表现最为明显。一是少数国家以各种手段或借口拦截抢夺他国紧急抗疫物资。二是少数政客、媒体、组织恶意将本国疫情的暴发归咎于中国等行径,除了具有种族主义色彩、意识形态对抗和政治性操弄等特征,也是这些国家民族主义情绪恶性膨胀的具体表现。 中新社记者:如何应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所引发的反全球化浪潮? 郝亚明:2020年3月24日,十位联合国条约机构的主席敦促各国领导人,确保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公共卫生威胁时,必须采取积极措施防范种族主义、仇外心理,避免放任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时至今日,与之相关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情绪依旧未能消散,一些新的情绪甚至还在进一步酝酿之中。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相互碰撞的背景下,这很危险。 一方面,数十年全球化进程已促使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之间高度关联,疫情传播速度与影响范围堪称史无前例,催生了恐慌性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仇外主义情绪。另一方面,逆全球化势力近年来有所抬头,新冠疫情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这一趋势,国际权力转移、国际秩序调整等的现实因素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要克服狭隘性与排斥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似乎已成唯一的答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全人类的整体,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强调的则是自我与他者的明确划分。 2023年1月8日,一批在越务工的中方人员经东兴口岸回国。翟李强 摄中新社记者: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 郝亚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思想就是协商共建、互利共享,只有合作共赢才能确保全人类拥有光明的前途。基于此,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相继提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能源合作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一系列概念。 人类命运息息相关,各国福祉相互依存。未知病毒最终证明着人类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与病毒的斗争是全人类生死与共的战役。若不承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这场疫情中世界各国或会付出更为惨重的生命健康代价。(完) 受访者简介: 郝亚明,法学博士,历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现为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民族学学科首席专家,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学和民族政治学方面的科研教学工作,研究领域涵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美国种族问题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持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在内的科研项目十余项。多年持续参与中央部委的咨政工作,承担研究课题多项,撰写的专题研究报告获高层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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