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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丰都县委书记张国忠：答好“乡村两问” 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
中新网重庆2月3日电(王婷婷)重庆丰都县地处三峡库区腹地，总人口85万人，是特色旅游县、重点移民县，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节点城市，成功创建国家首批对外开放县和全国优秀旅游城区、全国十佳生态休闲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县城。
近年来，丰都落实“四个不摘”要求，持续巩固“两不愁三保障”成果，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景美人和的美丽乡村。新春伊始，记者跟随由中国新闻社重庆分社、丰都县委统战部主办的“同心共绘乡村‘兴’风景——聚焦重庆统一战线助力乡村振兴”主题活动走进重庆丰都县，专访丰都县委书记张国忠，如何答好“乡村两问”，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
坚持问题导向 大力培育“新农人”
根据2022年丰都县对人口流动摸底显示：过去10年丰都县每年约有1.5万人进城落户，其中近1万人去了县外，有26.5万人在外面打工，留守儿童较多；农村80%为“三留守”人员，在家的“一老一小”有心无力，在外的力不能及。“90后”“00后”基本不会种田，振兴乡村力量不足，未来发展后劲缺失是最大的难题。
“现在靠谁来振兴乡村？今后靠谁下田种地？”丰都县委书记张国忠表示，乡村振兴根本在于人才振兴，将坚持“三个导向”，即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答好“乡村两问”，把丰都建设成为丰都人民喜欢的样子。
“未来丰都的总体思路是：突出‘小巨人’抓工业，突出‘新农人’抓农业，突出‘年轻人’抓文旅，突出‘带头人’抓党建。”张国忠称，“新农人”很顽强，只要有一点生长条件就活下来，只要给一点帮助就活得好，相比于大型企业比较灵活，更容易克服自然风险、技术风险、社会风险，因此“新农人”将会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图为丰都县三建乡夜力坪村种植油菜彰显梯田资源特色。 重庆丰都县乡村振兴局供图为解决谁来振兴乡村难题，丰都县开展“心回家、人回乡、力回引”服务，鼓励在外地的丰都商会动员有条件的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为有意愿回乡的大学生提供帮助和支持。同时，通过建立产业互助会，以“新农人+村集体+农户”方式振兴乡村。在当地政府支持下，新农人侯俊、王合兴的农业项目已投资7000多万元，带动400多户村民就业增收。
“以前的‘新农人’是靠自己的感觉、经验和资源，凭借一腔热情和情怀，有很多信息不对称，经验和资源缺乏。成立新农人互助会以后，把大家集聚起来，推动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实现抱团发展。”张国忠说。
张国忠表示，要把培育“新农人”作为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实施“新农人”培育提升行动，筹建“新农人”专项资金，打造“新农人”会客厅，组建“新农人”服务团，建设“新农人”学校，不断完善“新农人+村集体+农户”乡村产业发展机制。
目前，丰都县727户“新农人”扎根乡村，组建起新型农业经济组织310个、联结农户2.2万户7.8万人，他们带去新技术、新模式、新理念，重新擦亮了“农二代、果二代、养二代”的身份标识，激发出了乡村发展的巨大潜力。
坚持“农民主体” 推动乡村两大目标建设
“丰都确定了乡村建设的两大目标：让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村庄成为农民喜欢的样子。”张国忠说，在这一过程中，丰都没有采取“大包大揽”的方式，而是坚持“农民主体”，充分征求农民意见，尊重农民意愿，动员群众参与，把广大农民积极性激发出来，自己动手建设自己的家园。比如，在实施现代生活条件改善的项目建设中，完善自下而上的项目申报机制，通过村民代表大会、“一事一议”等，由农民提出项目需求，确保政府建的是农民想要的；通过以工代赈、投工投劳等，让农民参与项目建设，避免“干部干、群众看”。
“乡村振兴包含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三个方面。”张国忠称，乡村治理其本身是乡土社会的治理，而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是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最后兜底单元，为此丰都县提出了“党建为魂、家庭为根、组织为本”的理念。
“家庭为根”如何体现、怎么去做，是个难题。“我们认为，基于家庭的传统文化是最本质、最恒久的力量。我们在分析丰都社会文化时发现，孝善文化是丰都传统文化当中的精髓。把孝善文化作为丰都基层社会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共同价值理念传承下去，是解决目前丰都家庭建设问题的根本举措。”张国忠说，丰都县有26.5万人在外面打工，“一老一小”问题成为解决家庭建设问题、推动乡村治理的一个突破口、一个切入点。
如何解决？丰都县以会促会、组织家长、选好会长。在农村发展农民工工会，目前已经发展了28个农民工工会组织，有1.7万名农民工工会会员。通过这部分人把家长组织起来，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情况下，引导他们自愿组建家庭教育互助会，选好会长，选好“轮值家长”，真正让家庭互相帮助。
建“大家”为小家、伸大手牵小手。在城市划小网格、划小自治单元，在农村建村级大院、乡村书院，建好“大家”带小家。同时，伸大手牵小手，家里的人帮在外打拼的人，你在外面安心打工，我在家里给你看孩子。
张国忠表示，乡村治理的丰都做法，是把家庭教育互助会这个点放大，有效地把乡村、家庭、农民组织起来，推进乡村建设。目前，丰都各乡镇已建立家庭教育互助会41个，覆盖2058个家庭2432名留守儿童，2022年暑期儿童溺水事故“零”发生，很多孩子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帮助，在外打拼的人员也能安心工作。
“丰都是传统农业县，建设现代化的美丽丰都乡村振兴是重中之重。”张国忠说，丰都将围绕答好“乡村两问”，全力抓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真正将丰都建设为丰都人民喜欢的样子。
东西问·中外对话 | “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北京6月8日电 题：“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记者 阚枫 当“老龄化”伴随“少子化”，“一老一少”成了很多国家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2021年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亿，占全国人口的14.2%，已达到“中度老龄化社会”的指标。 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遇到“银发浪潮”，如何将“老年负担”变“长寿红利”，这是中国必须攻克的大课题。 环视全球，西欧是最早开始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地区，而亚洲国家中，日本、韩国都有应对老龄化的丰富经验，东西方社会可以给中国提供哪些“他山之石”？ 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林玲子，韩国东国大学原社会学教授、中国研究所所长金益基，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和荷兰跨学科人口研究院(NIDI)访问学者、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教授、老龄化中心主任贝斯图与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展开对话。 专家们表示，老年人群并非社会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激发人力潜能。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现实，充分利用所拥有的人力资源，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与人口数量相比，人口政策更重要 杜鹏：对于老龄化，中国舆论中出现了对人口抚养比和经济增长动力削弱的忧虑情绪。在人口政策调整和社会配套跟进方面，日韩两国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中国的经验之谈？ 林玲子：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发挥人力潜能。一个能够充分发挥现有人口能力的政策，比单纯的人口数量更重要。亚洲国家必须适应逐渐增多的老年人口，从而相应地调整政策。 金益基：韩国社会已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口变化的主要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开始下降。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计生政策等社会经济因素都对韩国人口变化产生了影响。1996年开始，韩国政府改变了政策风向，由限生转向促生，但这为时已晚，日本和韩国的促生政策都没有收到实效。  资料图：韩国首尔明洞街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杜鹏：贝斯图教授在新近的学术论文中认为，如果人力资本得到快速增长，低生育率可能不会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构成大的障碍。能否概述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 贝斯图：这是基于沃尔夫冈·卢茨提出的“人口新陈代谢”概念得出，即一个人口老龄化社会，如果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人们的技能水平相对更高，且人力资本的改善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提高，这种人力资本的转变就可抵消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结构现实，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而不仅仅是创造和要求更多的人口资源。 让年轻人生孩子，什么才是他们最想要的？ 杜鹏：应对低生育率，世界不少国家的经验大致分三个方面：从产假、育儿假等方面给予时间支持，从津贴、减税等方面给予经济支持，从托育照护等方面给予服务支持。从大家的经验观察，年轻人想要的是什么？ 林玲子：日本人尤其是男性，通常工作时间很长，所以日本一直以来都尝试着对工作风格、工作方式进行改革。但是最大的影响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尤其是2021年，结婚率上升了。如果远程办公、弹性办公方式继续下去，可能会给年轻人创造比较好的条件。除此之外，产假和陪产假，还有诸如津贴等经济支持也很重要。 金益基：韩国政府效仿北欧国家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但是韩国政府没有做到为工作女性提供充足的福利，甚至对男性来说也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环境(提高生育率)。提高生育水平，弹性工作和陪产假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韩国年轻人最想要的。 贝斯图：工作单位政策必须要和国家政策同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同时也要在家庭内部平衡男女角色，男女双方都应在照顾孩子和家务中作出同等贡献。 少子化和低生育率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生育问题，不如说是社会其他问题的表征。比如年轻人要照顾孩子、父母、伴侣的父母，压力太大，政府确实想支持生育，但要想达到目标，可能要先在老年护理领域投入资金，去分担劳动年龄人口肩上的担子。  资料图：一些孩子在家人的带领下走进农田参与劳动。中新社发 王俞 摄 图片来源：CNSphoto应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杜鹏：老年人群并非社会的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开发“银发资源”方面，日韩的经验能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 林玲子：不能认为老年人寿命的延长会带来社会负担。日本人口确实是在减少，但预期寿命每年都在延长，这就意味着，增加的老龄人口放缓了整体人口减少的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人口确实在减少，但是如果考虑到健康的老人数量在增加，那么实际劳动人口并未大幅减少，我们要做的是促进就业，促进老年人就业。 金益基：韩国正制定各种计划为老年人创造就业机会，制定了各种扶持计划。我们成立了韩国老年人力开发院，全面统筹相关工作，该机构正致力于为老年人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杜鹏：贝斯图教授近期在文章中写到，中国要适应人口格局的巨大变化，逐步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西欧国家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 贝斯图：每当讨论老龄化带来的负担时，我们必须准确地定义“负担”所代表的实际含义。我之所以谈到这种人力资本红利，是因为如今的年轻人与50、60、70年前的年轻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所掌握的技能、面临的机遇，如果被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实际上就可以产生这种红利。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改进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结构，而不是把老年人或60岁以上的人群割裂出来看待。  资料图：辽宁沈阳一公园内，一群爱好冰球运动的退休大爷组建冰球队进行比赛。如何让人们接受“延迟退休”？ 杜鹏：当前，“延迟退休”是中国社会热度较高的话题，其他一些国家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如何在全社会达成延迟退休的共识？又如何做好配套制度安排？ 贝斯图：在英国，退休和养老金之间的联系已不那么紧密，没有所谓的退休年龄。你的公司不能强迫你在60岁或65岁，或其他任何年龄离职，除非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正当理由。这与养老金年龄不同，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仍然是固定的。所以，你可以选择退休，选择离职，但你无法在特定年龄之前领取养老金。这可以防止人们在他们真正想离职前就被迫失去工作。 人们说这会剥夺年轻人的工作，让人工作到六七十岁会增加年轻人口的失业率，但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证据，我们应该考虑人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如何承担不同的工作。 林玲子：我们必须区分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日本正将养老金领取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但我们决定不再往后延迟，因为保持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很重要，这样人们才会信任它。目前，我们可以选择从70或75岁开始领取养老金，如果延迟领取，获得的养老金会更多。 至于退休年龄，必须让它变得灵活，这样未来工作市场才能更灵活。我们可以为人生设立一个“第一工作阶段”，从20多岁到50岁，这个阶段，我们会结婚生子。到了50岁，孩子长大成人，就可以开启“第二工作阶段”，从50岁开始积累新的经验。我们可以工作到60岁或70岁以后，甚至80岁或100岁。这种退休年龄的设定是创造新型社会或适老社会的关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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